纽约侨领朱立创：愿做法拉盛社区的守望者

　　据美国《侨报》报道，他曾被大家戏称作“新移民市长”、“法拉盛市长”等等，可是这些称谓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看重的是如何为民众排忧解难、解决问题；他充满勇气，敢于抗争，纽约法拉盛民众只要有难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30多年法拉盛的变迁被他装在了心里，而他的存在也让法拉盛的百姓感到温暖。

　　法拉盛守望互助队 关心社区邻里事

　　我叫朱立创，常年工作于法拉盛位于40路上一个在二楼的办公室内，我在那里经营一家旅行社。在做小本生意之余，我还在那里接受民众的各式求助，诸如有人在离商场很远的地方吸烟却莫名其妙被开罚单，有人因是工会人员难以被华人餐馆雇用等等。我那里还有一个名字叫“法拉盛社区守望互助队”，民众往往带着苦恼来，含着微笑去，虽然我不知是否能为他们提供多大程度的帮助，但是能尽力帮他们解决困难，我感到非常满足。

　　法拉盛社区守望互助队是如何成立的？2010年5月，法拉盛闹市发生了一起中国留美女学生在夜晚街头被残暴殴打致死事件，这件事让我们意识到应大力加强法拉盛周边地区偏僻街道的夜间巡逻。于是，我们成立了互助队，从那时起每天晚上八点后结伴五人以上在街道巡逻，并在每周五免费提供民众学习自我防身术的课程。

　　我记得刚成立的时候，有许多志愿者报名，现在时间过去了六年多，巡逻的人数已经大不如从前，但还是会有志愿者在业余的时间做义工，上街头分发互助队安全须知与维护行人过马路时的交通秩序。

　　记得年轻时刚进夏威夷大学读政治系的时候，我在活动上认识了一对日裔夫妇，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参加户外聚餐，我那时不过是一介穷学生，突然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照顾时倍感温暖。

　　其实，他们十分关心新移民在那里的生活，为初来乍到的人提供帮助，无论是精神上的交流，还是提供物质帮助别人等，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应多尽善心，这也是导致我后来成立互助队，在法拉盛这个新移民社区帮助百姓的一大因素。

　　我生活在法拉盛的这些年，目睹了一些事，也看到了社区的变化，让我印象很深刻、也亲身参与的几件大事就是“摇婴案”与法拉盛公寓的住户维权工作。

　　中国夫妇摇婴案 挑战美国司法系统缺陷

　　2007年10月22日，在位于法拉盛友联街的一户住宅中，父亲李航彬用奶瓶给女儿李安妮喂奶，但安妮却把奶都吐了出来，紧接着就休克了，李航彬试着按安妮的胸部以帮助她呼吸，而母亲李英则叫醒房东周美珍求助。周美珍拨打了911，当李安妮被送到法拉盛医院后，医生宣布其头骨骨折、脑膜血肿与视网膜出血，五天后，李安妮被宣告脑死亡。

　　然而，皇后区刑事法庭发布的起诉书显示，夫妇俩涉嫌大力摇晃当时哭泣不止、两个月大的女儿李安妮，使她出现休克。并指控李航彬二级谋杀、一级及二级过失杀人等重罪，最高刑期是25年至终身监禁，李英则被控过失杀人和失控导致儿童死亡等罪名，最高刑期是15年。

　　当周美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后，我随即探访了李航彬夫妇俩，觉得他们怎么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此我决定和他们一起找出事情的真相。

　　这个事情最蹊跷的就是李安妮并没有外伤，那是如何造成其体内的伤情呢，会不会是遗传病？因为我们发现她的死因和“成骨不全症”病症非常接近，即有这种病的孩子像个“瓷娃娃”，“一个拥抱，蹬一次被子，甚至在看动画片时哈哈大笑，都有可能使他们骨折”；当我们找到美国擅打“摇婴案”官司的律师阿瑟利为代理人后，法官才松口做基因检测，果然在李安妮的遗骸中发现基因缺陷，此发现成为夫妇俩的救命稻草，李英也因此在2012年的3月被无罪释放。

　　不过，其父亲李航彬在之后的庭审中，仍旧因“有撞击婴儿至桌角”、此婴儿是否真正患有“成骨不全症”，以及“李航彬手上沾有李安妮的鲜血”等，被判处二级过失杀人罪和危害儿童福利罪名成立，被处以5至15年监禁。

　　从2013年的审判结束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放弃，仍旧在帮李航彬进行上诉，同时还为李英在被宣告无罪之前的四年监狱生活讨个说法。就在近日，皇后区家庭法庭裁定李英不仅失去其二女儿李念妮的抚养权，更是被剥夺了探视权，对此结果，我们依然在寻找可以改变的途径。

　　我为什么会长年关注此案？不仅因为觉得夫妇俩被冤枉，想为他们讨个公道，也是因为在此过程中感受到美国司法系统的不完全公正性。

　　十几年前医学界普遍相信，如果婴儿身上出现头骨骨折、脑膜血肿、视网膜出血这三种症状，同时又没有发现骨折或淤伤，说明婴儿曾遭受到剧烈摇晃等虐待。但近十年的研究发现，出现这三大症状不一定就是摇婴，也可能是感染或出血紊乱。如果真得是这样的话，许许多多过去的摇婴案都需要重新审判，这个影响力就不仅仅只存在于李航彬李英的家庭了。

　　法拉盛公寓住户维权 用示威勇敢发声

　　法拉盛近年来频频发生合作公寓债务违约，集中发生在不懂英语的华裔耆老和新移民身上，他们常常被黑心的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代表联合欺负。

　　许多公寓门口的花园据说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修理，花费50万，但其实只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用10万元即可完成。就是这样，公寓操作的控制权被捏在董事局和管理公司的手中，广大的股东们毫不知情。

　　除此之外，许多华人在卖住宅单元的时候还要看他们的脸色，因为华人分租的情况普遍，董事局和管理公司便以此为借口向他们收红包，直接导致华人将屋内分租的趋势愈演愈烈。因为缴纳更多的费用让他们承担不起，只能分租填补缺口。但是华人不敢完全站出来示威表达心声，因为担心揭了公寓的疮疤，会导致就算要卖了公寓走人也不行，恶性循环步步加剧。

　　很多人来找我解决这样的问题，说实话，合作公寓问题很多，不可能完全解决，我能做的就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示威游行，唤起更多人的注意。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于今年1月31日成立法拉盛公寓住户权益促进会，让民众知道，有了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来这里咨询。

　　从法拉盛互助队到摇婴案，再到法拉盛公寓住户维权，再到现在各式各样来办公室求助的，我都竭尽所能帮助他们解决难题。虽然努力了不一定可以解决，抗争了不一定有结果，但是如果不努力不抗争，那就什么结果也没有了。

　　我从来都不想做这些事是否会有回报或者我是否付出太多。从另外一面讲，我有幸能够为别人的幸福生活尽一份心力，与他们一起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反倒是更充实了我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