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透过福建老人关注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压力

　　核心提示：流动人口子女通常要去未在市政府注册的非正式学校上学，老年流动人口也在面临三大困难：养老金不足、工作条件艰苦和医疗保险制度存在差距。

　　刘恒青(音)今年66岁。2007年，结婚30多年的她和丈夫双双离开一直生活的福建小城建瓯。她去了省会福州，随孩子去照看刚出生的孙子；丈夫则到了250公里之外的厦门，去带孙女。她说：“这会有影响，尤其是两人分开，不过值得。”她开始唱起《退休大军军歌》，是一首经典军歌颇为流行的戏仿版：我们是子女的后勤兵，我们是儿孙的司务长。听，孩子的叫声多么嘹亮，吾辈们送完孩子奔向农贸市场，吾辈们伺候子女整天呆在厨房。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2月3日一期刊发报道称，这首进行曲最后以“向前，向前，向着最后拼搏”结束。这种注定到来的拼搏与中国社会公益福利和户口制度直接相关。刘女士属于为了家庭团聚的新一波城市移民潮中的一员，但是这种移民潮给学校、医院和政府的社会控制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报道称，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数亿就业不充分的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找工作。从经济方面来说，这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但从社会方面来说，其破坏性影响深远。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王茜(音)说，“过去，流动人口多数是年轻劳动者。”2000年，约三分之二的流动人口在二三十岁。户口制度基本上使他们的孩子无法在父母打工的城市接受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所以他们大多数把孩子留给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看。家庭分离，留守的孩子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见不到父母；成年人进城打工，农村则留给了儿童和老人。

　　然而生活压力依然巨大，这也导致过去几年流动人口家庭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些家庭的三代人重新生活在了一起。得益于户口制度进行了适度改革(使得一些人在某些城市转换身份变得较为容易)，流动人口的父母和孩子离开农村与他们团聚。2000年流动人口子女有1400万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到201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多，达2900万(而流动人口总和基本没变)。现在流动人口的子女超过一半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报道称，2008年，35%的流动人口年龄在21-30岁；他们是年轻工人一代。据国家卫计委最新的调查，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29%。同期，50岁以上流动人口的比例从11%上升到了1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年来生活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在老化。但这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在仅仅7年的时间里，60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900万人。很多人像刘女士一样，过去一直在农村生活，现在也进了城。

　　这些变化对家庭有好处。刘女士说，她不在的话，儿子照顾孙子会很吃力。“我觉得能帮就帮一把。”不过这些变化太快了，政府服务跟不上。户口限制意味着流动人口子女通常要去未在市政府注册的非正式学校上学，那些学校往往水平很低。北京对300所流动人口学校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63所学校获得了许可。有些流动人口子女完全失学。卫计委发现，2012年北京和上海的流动人口儿童分别有4%和5%没有入学。另一项调查发现，86%的流动人口儿童说他们在当地孩子中没有朋友；7%什么朋友都没有。随着更多的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这类问题可能越来越严重，需要建更多的学校。

　　报道称，在年龄谱的另一端，老年流动人口面临三大困难：养老金不足、工作条件艰苦和医疗保险制度存在差距。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养老金，而且其中多数为所谓的“农村养老金”。这种养老金是针对生活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农村的领取者而设立的，一个月大约600元人民币，在城市生活根本不够。农村户口的村民没有在企业就业，往往没有养老金。结果是老年流动人口超过一半以上花钱不是靠子女就是必须自己干活挣钱。

　　卫计委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流动人口中22%就业。年龄更大的流动人口近60%未上过学或只上过小学。他们干不了技术活：这些就业者中的70%在服务行业工作，往往是保洁员，工作时间长，报酬低。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半数每周工作超过56个小时，50岁以上流动打工者一个月平均收入仅2500元——比所有流动打工者的平均月收入低1000元。首都一位老年流动打工者说，她过去在山东的建筑工地做窗框。“找工作越来越难，所以我来到北京，做保洁小时工。我们还能干活。在家里呆着也不是办法。”她说幸好自己身体健康。

　　报道称，中国流动打工者退休后的医疗保健不够完善，90%以上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不过有些属于地方医保，只能在他们参加医保的地方——通常是他们原来的村子获得医疗服务。因此很多人说当他们不能再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城市。

　　人民大学的段成荣对《中国日报》说，“社会尚没有对这部分人群给予足够的关注，政府应该付出更大努力来改善对他们的服务。”(编译/刘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