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
邓正来在课堂上演讲《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1956年2月24日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1982年至1985年就读于外交学院国际私法专业。1985年至2003年,以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的身份独立从事学术研究。2003年至2008年,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至2013年,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专著20余部、编著30余部、译著近20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2013年1月24日,因病逝世。
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和翻译家邓正来先生的离世,是家人、朋友、学生与他自己都不曾有所准备的一场突然。
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吉林大学法学院教师刘小平,1月23日上午到沪后,直奔肿瘤医院看望导师邓正来。不曾想,下午邓教授的情况急转直下,24日清晨匆匆告别了人世。
寄语学生“追比圣贤”
这几天,刘小平留在复旦大学。有时间的时候,翻看导师在吉林大学时拍下的照片,“几百张片子,都是在读书的,那是一段多简单而快乐的日子,那么多的学生跟着老师在读书”。
2003年,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邓正来进入体制后第一年,他受聘于吉林大学教书,刘小平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分给他的两个博士生和四个硕士生,在还没有见到邓老师之前,收到了他的一封亲笔信。刘小平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老师在信中写的“追比圣贤”。
正式进入师门之后,刘小平开始有机会与导师亲近起来。尚居京城的邓正来,每个月都有一周的时间留在吉林大学,和学生们泡在一起。每天早晨8点30分,他来学校,中午和学生一起吃饭,下午5点才回住处。
“我们上的其中一门课叫做‘原典精读’,是阅读英文原文的。一个上午就读上一段,一句一句琢磨怎么翻译,琢磨作者为什么这么写,和上文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背景。”刘小平说,大家不断地讨论,表达不同的理解。
那是一门公开课,邓正来用它激发起学生们学习经典的热情。现在湖南大学任教的许中缘副教授,当时就是旁听学生中的一员:“上课的人很多。法学院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学生,都来参与。”
倡导学术研究规范化自主性
在读书的过程中,邓老师笑眯眯的,很有耐心,说的最多的是“慢慢来”。刘小平说,邓老师在课堂上从来不讲述。如果有学生问他可以讲讲哈耶克吗?他就会很严肃地说:“不要指望我,要你自己去读。”而如果有学生信口开河、满口的新词汇,他一定要打断,严厉告诫“做学问不能说大话、说空话”。
他希望将规范的学术套路、严格的学术规矩、严谨的学术精神教给学生。刘小平说,我们提出问题后,他马上问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别人是怎么看待的,既然别人讨论过,你干吗要提出来,你特别的视角在哪儿?一旦确认你的问题后,你用什么方法和进路来进入它。他教学生牢记两个词汇,一个是“进路”,即用什么路径,接近研究对象;一个是“限定”,学术思考的过程就是不断限定的过程,要扎好篱笆。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界,学术规范化与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研究正当热潮,邓正来教授就是其中的倡导者。他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研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邓正来就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既要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又要自主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场域的著名主张。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邓正来既从一般性的学理层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也以中国法学为个案提出了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著名主张,还从全球主义(全球化话语)与全球化进程的互动、世界秩序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等多个视角系统论证了“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命题,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提升研究水平、促进其走向世界作出了持久贡献。
开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先河
在学生刘小平的心中,师者邓正来的另一个形象:是一个有性格、有担当的学者。“他从来都是学术潮流的引领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上,一定有他的一席之地。”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期、晚期,邓正来被公认为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学术规范化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运动、哈耶克自由主义研究等学术热潮的领航者;后来,他又成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大讨论的有力推动者。
1992年,邓正来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开启了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先河。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他开创性地在国家的视角中引入“市民社会”这个维度作为当今中国困境的解释模型,倡导国家和社会间的良性互动。他与亚历山大联合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迄今仍是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必备参考书之一。邓正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在中国倡导“国家与市民社会”范式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都对“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充满了期待,希望通过“市民社会”的建构来促进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邓正来的基本观点是:就当下中国而言,“社会”与其说已形成一种独立和外在于“国家”的力量,毋宁说它还是一种有待培育和发展的力量。不仅如此,如何深入认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的要素以及其间的各种关系,如何实现“社会”本身体系化、组织化、自主化和“市民化”也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他也是中国哈耶克思想研究的标志性学者。经过邓正来的翻译,哈耶克为中国学者所熟知。在翻译出版了哈耶克220余万字的著作,撰写了近60万字的哈耶克研究论文后,邓正来对自由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自由主义很重要,其中有很多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但是自由主义也很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自由主义就是灵丹妙药,它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现在处在发展的阶段,在试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又一定会涉及到社会公平的问题。这是同时发生的,它不像西方有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可以先让一部分人暴富,然后进行调整。中国不容许,一些人还没富起来,社会公平的问题就出现了。中国的问题是共时性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很难解决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儒家、法家等思想资源能够解释或解决所有的中国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地去理解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并以中国本身作为思想的根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曾说过,尽管哈耶克的理论中有许多问题,但这绝对否定不了哈耶克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理解了哈耶克在当代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就理解了把哈耶克思想引介到中国大陆的思想家邓正来教授的地位了。
刘小平告诉记者,邓教授不仅是杰出的学问家,还是很好的学术组织者。邓正来先后创办了中国首批严格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第一本书评专刊《中国书评》、中国第一本西方法哲学研究专刊《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及中国第一本政治哲学研究专刊《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等学术刊物。“2008年,他参与创办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行开幕式时,中国有影响力的学者几乎都来了,可见他有多么宽广的人脉。”刘小平说。
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刘小平说,邓教授极为宽广的人脉,很多是在他还是“学术个体户”的时候结下的。
1985年,读完硕士后,邓正来没有到高校或学术机构就职,而是独立做研究,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1987年,他翻译出版了《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博登海默著),该书迄今仍是中国法学界引证数最高的西方法学著作之一。1992年,邓正来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那时他过的最苦,住在地下室,下雨天下水道一堵,楼道里臭味熏天。但正是这本学术刊物,让当代中国一批知名学者开始崭露头角。
刘小平说,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邓教授就一直以一种“拼命三郎”的干劲搞研究,他做的事情,他的境界,一般人望尘莫及。邓正来多年挚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授也这样说:“他的身上有一股知识分子难见的侠气、霸气,让我们望尘莫及。”
2005年教师节,邓正来倡导成立了“学园基金”。他规定所有师门弟子在参加工作以后,再逢教师节时,都要捐出一些钱来,打到这个账户上面,用来资助师门内还在上学的师弟师妹。刘小平说,师者,是邓老师一直最为用心的角色。他一直在思考建立一种他心目中的师生关系。他说过,教师节不是老师接受掌声和鲜花的时刻。“有一位同学家庭困难,一次就资助了1.5万元。”这个“基金”一直运行到现在,上一个教师节,刘小平还像往年一样,往里面汇了款。
2005年,邓正来法学代表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发表后,非常轰动。现在湖南大学任教的许中缘,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冲动而冒昧地邀请邓老师前来演讲,没想到邓老师竟然答应了。“邓老师有个怪癖,学校邀请他,他不来;学生邀请他,他只要有时间都会答应。”
邓正来曾说过,做学问是普济天下的事情,知识分子当以此为己任。刘小平说,邓老师在2003年前后创立了学术网站“正来学堂”,截至2013年1月26日,访问量已逾1500万人次。“从开办学堂以来,每个同学的发言他都看,每个留言他都回复。”
学者邓正来的一生,目光向内,遵从内心,做理想的自己,过独立的人生。就连跟随了他10年的学生刘小平都无法回答,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精力去同时做很多件事情,无法完全了解他那颗特立独行的心。
历史学者马勇这样评价邓正来:“他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只是,他匆匆地走了,把太多的故事带到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