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原名《文史参考》)2011年第14期(总第38期),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
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即将在7月17日迎来百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