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

梁漱溟1893年-1988年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的父亲临终时问。斯年之后，这也成了梁漱溟之问。他一生始终在问两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今年10月18日，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他年少便名满京华，却断然辞去北大教职，投身乡村建设。虽以文化创造为务，却为救国九死一生各方周旋。纯粹地活着，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辛亥革命后，政局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文化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剑尖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新文化的势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青人眼里已经成了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当时在场的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4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来到北大那年，他不过24岁，绝对算是青年。

　　从父亲那里遗传来不从俗的性格和对天下事的责任感

　　其实早在儿童时，梁漱溟便已经形成了对主流意识有自己独特认识，决不肯随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跟着还有一句：“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种性格来自于他对父亲梁济的遗传。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个退了位，新政当道，倒立志为清朝殉节；张勋想复辟，又不以为然，极力劝阻；复辟失败了，却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张勋才没有活得不耐烦呢，拍拍屁股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遗书是这样写的：“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济自杀并不是殉清，因为他多次说过拥护共和；而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对人生的绝望；左冲右突一生，却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绝望。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殉清背后这更重大的意义，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济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世态丑恶清楚摆在他眼前，引起他对人生的厌倦和憎恶

　　后来梁漱溟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蕴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

　　这其实是每个刚走上社会的年青人都经历过的理想幻灭阶段，然而相比普通人，这打击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的梁漱溟却格外沉重。同时他的第一份职业———记者，又把这种幻灭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个世态的丑恶清清楚楚地摆放在他眼前。他回忆说：做记者期间“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尽不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最苦闷之时，二十岁的梁漱溟颓然跪倒于释迦脚下。但从小形成的社会责任感时时刺激着这个年青人的心，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绝缘红尘。禅房中，有的不仅仅只是佛经，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还是未能忘怀世事，还是致全身心之力为这板荡的人世寻找着药方。甚至可以说这种心情越来越急迫，尤其是1916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触目惊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笔，做《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热血重新沸腾起来。文中他写道：“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看来，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准备挽起袖子救济苍生了。

　　1920年，梁漱溟终于推开那扇紧闭多年的禅门，重新回到了人间。他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奄奄一息的儒学。

　　他对儒学的皈依，看起来很有些荒谬。由于梁济雅好西学，认定传统文化于中国无益有害，打小对漱溟进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岁开蒙时，漱溟学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书》，而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后来入的也是新式学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竟未一读”。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