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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在家里准备好了婴儿用品,等待孩子回来。 张昊摄
8月10日,在被拐走70余天后,一对双胞胎女儿终于回到祁昆峰夫妇身边。 张昊摄
久别重逢,获救婴儿母亲悉心抚摸爱子。 张一辰摄
8月10日18时30分,陕西省富平县刑警大队大队长杨建龙带队来到富平县医院,将解救回来的一对双胞胎女孩交还到祁昆峰、王艳艳夫妇手上。
此时距孩子发出第一声哭声,已经整整74天——这也是她们离开父母的时间——祁昆峰夫妇第一次见到女儿。将女儿接过后,一家人难抑情绪,号啕大哭。
5月29日15时20分左右,两个孩子出生。在被产科医生张素霞告知孩子患有“双血型综合征”、“活到两三岁就会死掉”、“即使不死要么是脑瘫、要么是傻子”后,一家人选择签下“放弃治疗”,并交给张素霞100元,托其帮忙交给医院里专门抱娃的野老汉“处理”。
类似的情形,7月16日也发生在了富平县薛镇村民来国峰家里。当天20时50分许,来国峰的妻子董珊珊产下一子。但在临盆前半小时左右,来国峰被告知妻子体内检测出感染梅毒及乙肝病毒。
“孩子也会携带病毒,还可能感染他人。”在张素霞的此番劝说下,来国峰在婴儿记录单上签下了“要求放弃小孩”。同时,也交了100元处理费给张素霞。
事后经公安机关调查证明,张素霞涉嫌在骗取家属放弃小孩后,将祁家双胞胎和来家男婴拐卖他人。在祁家双胞胎与父母团圆之前,8月5日,来家男婴也在警方解救之下回到父母怀中。
类似的案例可能还会增加。富平县政府8月9日公布消息称,张素霞拐卖婴儿案发以来,公安机关已接到群众报案55起,其中涉及嫌疑人张素霞的26起(经初步核查确定10起不属于刑事案件),立案查实5起。
在广泛接触报案家庭后,《法制日报》记者发现,这些家庭大多与张素霞并非纯粹普通的医患关系,而是早已相熟。正是在这张熟人网络下,夹杂着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和对畸病婴儿传统的恐惧,他们选择相信张素霞。
原因一
利用“好人”“能人”的光环
7月15日,来国锋带着妻子来到富平县妇幼保健院,等待生产。这对来家而言,几乎是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来家与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张素霞的娘家同在富平县薛镇,来国锋的父亲来天祥与张素霞小学同学多年。在他印象里,张素霞十分聪明,小时候成绩非常出色。
张素霞从农村考到卫生学校后,被调到富平县妇幼保健院。许多薛镇人都认为张素霞比同龄人“聪明”、“有出息”,甚至被薛镇人传为县里妇幼保健院的最高领导。
这位有出息的“自家姑娘”成了薛镇各村人生孩子想要定产房或安排个好大夫都会去“打招呼”的领导。招呼打通了,甚至会成为一种“荣誉”。来家一度就享有这种“荣誉”。
祁家也凭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攀上了这个“领导”。张素霞的娘家就在薛镇东城村,和祁昆峰开的超市仅几百米。祁永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他的干奶奶就是张素霞的奶奶。而祁永寿的妻子杨焕敏曾和张素霞是同桌。
2004年,祁昆峰的妻子王艳艳生头胎。杨焕敏将她带到张素霞所在的妇幼保健院检查后,张给她的建议是到“自己的地方”接生,杨焕敏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
杨焕敏的儿媳、侄女等生娃,杨焕敏也会找到自己的老同桌张素霞。
今年5月29日,在被劝说放弃婴儿后,杨焕敏还专门去县城给张素霞送了一袋50斤面粉和一袋馍表示感谢。
在薛镇,与张素霞这样的“能人”的关系被最大程度地利用。
薛镇的杨秋棉,与张素霞是初中、高中四年的同学。2006年,她的儿媳因早产找到张素霞,之后孙子被张素霞告知有病后抱走。杨秋棉没有怀疑,后来她的两个外孙仍是由张素霞接生的。
薛镇赵进良的堂姐跟张素霞关系很好。2011年10月29日,28岁的赵妻在富平妇幼保健院生下一个男婴。赵进良从张素霞那里得知,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张的劝说下,赵进良签字放弃了婴儿。
祁家和来家多名家属告诉记者,之前见过张素霞,觉得这人“很好”。来国峰弟弟来彬峰称,妻子在她那生完孩子后,她还特地交待自己要照顾好父亲,因为父亲“小时候吃了很多苦”,这样的交待让他觉得很像自己人。
在医院里,因为“医术高超”,张素霞也积累了一批熟人。在贩婴事件中,她在医院中的“熟人网络”同样起到了作用。
7月17日早晨,张素霞拿着来国锋被拐婴儿的病例,让助产士修改分娩记录和婴儿记录。明知此类记录不能随便修改,但在张素霞的要求下,助产士王某还是在分娩记录“备注”一栏添加了“新生儿畸形”。在婴儿记录的“畸形种类”一栏中,将原来填写的“外观无畸形”中填写的“无”改成了“有”,并注释“尿道下裂”。张素霞先后指使3名产房工作人员修改医疗文书,而这3名工作人员事后均未及时向院方报告。
如果公事公办,卫生系统对新生儿的管理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已被免职的院长王莉以及王被免职后接替她的卞慈梅都表示,“按制度她就抱不走”。张素霞利用了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也利用了其他医护人员对她的盲从。
3名助产士在接受采访时还透露,7月16日19时20分,产妇董珊珊生产。作为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的张素霞,按规定不能进入产房。但考虑到和产妇是熟人,助产士们没有质疑和阻止。
原因二
利用群众对医院的不信任
“这个盖子算是揭开来了。”来彬峰和妻子坐在自家院子里,一边剥蚕豆一边照看奔跑嬉闹的女儿。最早在网上爆料“正规医院医生卖小孩”的,正是当时还在外打工的来国峰弟弟,来彬峰。
几天前,来国峰在面对媒体时曾自我检讨:“太疏忽了,张素霞说啥就信啥,客观上给了她可乘之机。”
但来彬峰夫妇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家里对张素霞的信任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张素霞的娘家和来彬峰的家,就隔着两条巷子,直线距离不到200米。除了父亲来天祥和张素霞同岁、同村、同学这层熟人关系外,此前家里两次生小孩得到张素霞的照顾,是对她信任的主要来源。
2010年,来国峰大女儿出生时,当时来家就找过张素霞帮忙。当时张素霞恰巧不在医院,但她让同样在医院的侄女帮忙接待。
“那次我嫂子大出血,她侄女在医院帮忙照顾,我们都很感激。”来彬峰说。
2010年下半年,来彬峰的妻子也怀上了。“几乎每次产检都是联系张素霞,她介绍我到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后面家属楼里,有一个可以做B超的屋子,是她的朋友开的。她每次打个电话,我就过去做,然后开好单子再拿到妇幼保健院找张素霞。”来彬峰妻子说。
她告诉记者,当时在医院做一个B超大概要70元,但到张素霞介绍的地方只要45元到50元,而且手续简单。
到当年6月底时,来彬峰妻子的预产期已经过了几日,仍未分娩。“医院院长、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还有医生们全都让我剖腹产,反反复复地来劝说。但是当时是大夏天,我怕剖腹产后伤口会发炎。”来彬峰妻子告诉记者,而且顺产报销完只要300多元,剖腹产要1000多元。当时家里人对医院十分反感,“他们就是为了拿更多利润”。
这时候张素霞再次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她拍着胸脯跟我们保证说,肯定能顺产,不要听医院的,结果后来真的顺产了。”来彬峰说,那次以后家里人对张素霞更加信任。为了感谢张素霞,来家买了很多礼品去感谢她,还偷偷给她塞了200元。后来有朋友要生小孩,来彬峰的妻子也介绍到张素霞那儿。
来家对张素霞的信任,建立在对妇幼保健院的不信任之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来彬峰夫妇反复强调:“那医院太乱了,都要送钱,没有熟人不行。”
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同样体现在了祁昆峰身上。今年5月26日晚上,妻子王艳艳的羊水已经有点破了。5月27日一早,祁昆峰带妻子到富平县人民医院做了检查。
“没到预产期,大夫认为没事。当天我们就回家了,28号早上,她发现羊水越来越多,我们就再没上这来了。”祁昆峰回忆。
没有再去县医院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大夫说,小孩一个大一个小,让我们去西安。”祁昆峰没有相信县医院的说法,最终找到了“熟人”张素霞。
原因三
利用农村群众心理特点
8月10日傍晚,在警方送还双胞胎女婴现场,有记者问祁昆峰:“假设事情真如张素霞所说,小娃生了很快就活不成了,大娃是‘双血型综合症’,长大不是脑瘫就是傻子,你会怎么办?”
祁昆峰沉默不语。
记者又问:“如果政府把娃后半生管了呢?”
祁昆峰回答:“不光是钱的问题,有缺陷的娃在社会上会遭受歧视。学不好上,工作不好找,生活会很痛苦。”
记者继续说:“如果政府尽量解决了问题,家长遇到缺陷新生儿,应该会毫无后顾之忧地留下孩子吧?”
祁昆峰反问:“那如果孩子的病一直治不好,岂不是痛苦一生?”
从祁昆峰的表情可以看出,回答这几个问题并不容易。
在案件曝光后,有一种声音始终在质疑:“家长为什么轻易放弃孩子?”
尽管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但祁家和来家多名近亲属都告诉记者,在孩子还没追回来的几天里,他们都不愿意在村子里多走动,怕的也是这种言论。
按照相关规定,即使新生儿被发现有疾病或者死亡,孩子都应被送回家属手中。而在张素霞所涉的案件中,许多家属听到张素霞的说法后完全顾不上去仔细核对检查结果,甚至连亲自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尽力去争取。
“吓蒙了。”在解释当时的状态时,两家人大多给记者的回答都是这三个字。
“产妇患有梅毒、乙肝,新生儿不能排除传染病的可能性,且新生儿患有生殖器畸形,很难成活,即使成活也要花费几十万元,在社会上难免受到歧视。”这是犯罪嫌疑人张素霞诱骗来国峰一家人放弃孩子时的说辞。
“一个是说会传染,一个是说小便的地方有问题,不男不女,关键是这两点。”来彬峰告诉记者,无论是日后的治疗,还是农村的传统观念,这两条都会让他们十分“恐惧”。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张素霞这套说辞抓住了农村群众的心理特点。“患有传染病”和“生殖器畸形”会让家属觉得生出残疾孩子让乡亲们耻笑,而“花费几十万”的说法则利用农村群众“怕花钱”、“花不起钱”的现实,对他们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作出放弃决定。(记者范传贵张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