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硕士班”的理想与现实

　　“反贪硕士班”毕业照

　　何家弘是位作家,曾有海外研究者将他与《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还拥有另一个身份,法学家。

　　3年多前,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正在改写自己的第四部小说,他试图在文学世界里建造一个“乌托邦”——一座从腐败走向清廉的虚拟城市。也就在那时,他开创了人大首届“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班”,试图也在课堂上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这个班后来被坊间热炒为“反贪硕士班”。在开学典礼上,何家弘在所有人面前与这个班的学生约法三章:第一,在校期间,学生一律不得给老师送礼,逢年过节发个短信就行;第二,学生可以和老师们一起吃饭,但学生不能请客;第三,这个班的学生要在校园里做表率。

　　这些规条一直被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今年6月,流行谢师宴的毕业季,已经找到工作的学生们想请老师坐坐,聊表心意。学生李婕堑,因为担心平时邀请老师会显得唐突,他们特意选择了一个周末。

　　而这也是何家弘第三次拒绝自己的学生:“你们还没离校,咱们定的规矩要守到最后一刻。”

　　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关注反腐败问题,这个教学改革也就是个校园新闻

　　在为期3年的学习时间里,24名经过选拔的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可以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像法医一样”练习提取固定指纹;可以在一个带有全程录像和单向玻璃的询问室里学会使用测谎仪;还可以随时拨通自己课外导师的电话——8名来自最高检、北京市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的高级官员将成为学生的课外导师,而导师组组长则是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

　　“很多人把我们这个班当做一个符号来解读。”何家弘告诉记者,从成立开始,外界给这个班“赋予了很多意义”。它不仅被冠以“反贪硕士班”的响亮称号,甚至还被视为“国家反腐的信号”。被追访最多的时候,他曾经被迫关机,结果又开始有人传他“人间蒸发”。迫不得已,他只好写了篇叫做《关于“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的自白》的文章发到网上。

　　一位接受采访的“反贪硕士班”毕业生记得,何家弘曾经和他们开过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我们这个班就是沾了贪污腐败的光,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关注反腐败问题,这个教学改革也就是个校园新闻。”

　　“它本质上只是一个新的专业方向,我们从来就没指望靠这个班去完成中国反腐。”何家弘告诉记者,其实就连被外界解读最多的“与最高检合作办学”,也不过是一场巧合。

　　2006年,中国有3名法学家进入最高检挂职,何家弘被任命为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正是在挂职期间,他认识了时任渎职侵权厅厅长、现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2010年,正是陈连福陪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检政治部的领导,合作办学方案才最终敲定。“与最高检合作办学本意就是教学改革,说老实话,这样也有利于学生的分配。”何家弘说。

　　事实上,在发起这个教学改革项目之前,何家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建言者的姿态出现在公共舆论里。他曾高频度地“对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发表意见”,并试图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2009年,在我国“东南”的浙江省慈溪市开始实行“廉情公示”制度,而在我国“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也完成了1054名县级干部的“财产公示”,这一度被这位文字优雅的法学家称为“东南西北通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曙光”。

　　“后来发现说来说去只是说说而已,有一点灰心,从我个人来讲,觉得算了,别老到处乱说了,还是回学校老老实实教书吧。”何家弘回忆起自己创办“反贪硕士班”时的心境,他觉得,既然大环境管不了,起码“要让这个班里的正气压倒邪气”。

　　何家弘记得,面试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班”,一个学生讲,“家里打过官司,觉得在公检法系统没有熟人很吃亏,所以很希望能进到这个专业来,以后到检察院去”。

　　这个回答让何家弘感到有点难过,后来,他给了这名考生比较低的分数。

　　事实上,从“反贪硕士班”建立之初,何家弘便寄望在其中形成某种制度建设。

　　班长李传文记得,在当年的开学典礼上,除了何家弘与学生们“约法三章”,法学院院长韩大元也特意强调,“反贪硕士班”的学生绝对不允许利用校外导师的关系替别人说情,否则将会被开除出院。而那场开班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则是由该班新生抽签选择自己的导师,在何家弘看来,只有这样“才是最公平的”。

　　为了让“反贪硕士班”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何家弘还建议学生们自己设计班徽并在公共场合佩戴。李传文记得,当时的候选方案有很多,有人主张用天平代表“反贪硕士班”,也有人提议应该用“显微镜”,而最终出炉的班徽则是一枚镶有金边的红色盾牌,上面有一个“侦”字,下面刻着“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第一期,2010”的字样。

　　很快,“反贪硕士班”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班歌:“长风吹起战斗的号角,反贪旗帜迎风招展,热血青年意气风发,豪迈出发在起跑线……”

　　如果以后做了检察官,靠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从进入“反贪硕士班”开始,本科毕业于人大新闻学院的吕凡就有种成了新闻人物的感觉。

　　不少人都曾在微博上@她和她的同学:“这个就是你的那个班吗?”还常有人神神秘秘地问他们:“你们班到底开什么课啊?”就连找工作资格复审的时候,都有几个同学曾被面试官问道:“哎,你就是那个‘反贪硕士’班的啊?”

　　事实上,相比于“中国如何反腐败”这样的国家大事,他们在学习中更多要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掌握更专业的反贪技术上。他们既要练习拿着刷子提取固定指纹;也要学会通过微表情识破对方伪装。时不时地,他们还要与隔壁班的同学来场真刀真枪的电子取证对抗:对手要将账号或者关键证据藏在电子设备里,“反贪硕士班”则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被隐藏或被格式化的数据。

　　“目前来看还是赢的多,我们毕竟是系统学习过的,贪官的电脑水平总是要差一些。”该班班主任、副教授刘品新说。

　　他还透露,像电子取证这样的专业化技术在去基层交流时往往很受欢迎,“他们还去给一线检察官上过课”。

　　“从这里面你能看出大势来,都意识到要从重口供向重科学转型,刑诉法修改已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这就指明了方向。”刘品新将课堂内的改革与中国法治进程勾连起来解释,“法律已经提出了转型要求,实务就要更加努力,当侦查能力提高到足够科学和专业,未来不排除规定沉默权。”

　　在采访中,班徽的设计者李鹏鹏告诉记者,在三年的学习中,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记得特别清楚:“如果以后做了检察官,靠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事实上,除了课程本身的特点,社会对于“反贪硕士班”的好奇与关注,相当大程度上也与反贪硕士的官员导师有关。

　　一篇由“反贪硕士班”学生撰写的校园新闻里曾提及几堂课的主题,其中包括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讲授的“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和最高检反贪总局副局长孙忠诚讲授的“反贪办案工作的风险评估与危机处理”。

　　但除此之外,官员对学生们讲了什么往往被视为涉密范畴,这门叫做“职务犯罪侦查实务”的研讨课从来不对外班同学开放,就连他们班主任刘品新都从未旁听过这门课,“比较敏感,不太好意思听。但侧面跟学生聊过两句,他们反映很不错,领导给学生讲课最轻松,有什么说什么,什么都可以问。”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

　　曾有媒体报道,一位“反贪硕士”乘坐地铁,旁边站着的两个男生看到手机报里一条关于“反贪硕士班”的新闻,“一通狂批”。结果这位同学忍不住告诉对方:“我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对方愣了一下,用讽刺的语气回她说,“未来中国就看你们了”。

　　“因为学的东西特殊,就成了所谓的反贪硕士,他们骂我们,又不了解我们。”这个已经毕业的年轻人觉得有时“挺心寒”的。

　　除了外界的好奇,“反贪硕士们”更多要面对的就是舆论压力。在一条以“反贪硕士毕业”为主题的网络新闻下,充斥着大量负面评论。“大学毕业去反腐,反谁的腐,老虎还是苍蝇?”“自己能反自己吗?经过这种培训,可能他们贪的水平更高了。”

　　“从我个人来讲,我当然也认为更应该治本,我只能说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在何家弘看来,他比很多人都更加了解制度反腐的紧迫性。他告诉记者,在挂职副厅长的那两年,他下到基层调研最大的感受就是“腐败的存量包袱太多”,“有的地区和行业,一查就发现拉出来的越来越多,查到哪为止?”

　　事实上,就在“反贪硕士班”的课堂上,“靠技术反腐能走到哪一步”这个问题早就被摆上了台面。“有要求,就要按照要求来,这些问题客观存在,也都会提到,但是我们不会说得太具体,因为这个问题不好说,所以我们一般不讨论,不解决。”一个任课老师坦率地说:“中国的反贪不是能靠一个人来做的,否则没查出什么来,自己就牺牲了。”

　　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在“反贪硕士班”里被公认为最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男生这样回答记者:“我师父还没教到这一节,我心里也想过,但也只是想想,瞎琢磨,当前还是要干好本职工作,其他的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想办就能办的。”

　　而在所有的评论中,最尖锐的批评是:在未来,这个班的学生里会不会出现贪官?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何家弘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语气温和地补充,“我只能管到学校里的时间,社会的大环境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我的希望是,10年以后他们再来看我,能成为反贪骨干就很好了。我想,如果真的有让我失望的事情发生的话,大概也是我未必能看到的——10年以内他们还不会到非常高的位置上,要出现一个大贪官起码要等20年以后。”

　　今年年初,何家弘改写的第四部小说已经出版——那座腐败的虚拟城市终于变成了最清廉的城市。

　　“或许只有通过文学,才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梦吧。”他告诉记者,自己准备把这本叫做《无罪贪官》的小说当做礼物,送给那些即将各奔东西的“反贪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