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从进口奶粉可瑞康,到多美滋、哇哈哈、可口可乐(中国)、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三天时间里,新西兰受肉毒杆菌污染的乳粉已经被确定流入中国,四家中国境内进口商列入了“毒乳粉”的污染名单。
随着境内企业上榜,舆论恐慌也在扩大化。即便在8月2日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发布检出毒乳粉的当天,国家质检总局就立即与新西兰驻华使馆取得联系,要求进口商马上召回可能受污染的产品,布置各地检验检疫机构进一步加强新西兰输华乳品的检验监管;四个进口商在此之后也分别就产品受污染情况公开信息、承诺召回,但这仍然难以平息公众的愤怒、恐慌、怀疑和不信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信任不仅是针对涉事产品的,也是针对企业的自检结果和召回承诺的;不仅是针对“肇事”的新西兰公司的,也是针对国内入境检验和日常监管的。一个新闻事件在传播中被反复争论、辨析之后,大多会回到一种“舆论理性”上来,但这种情况在涉及到乳制品安全问题的事件上并不常见。
乳制品安全兹事体大却事故多发,近年来已经成为舆论敏感事件。在过往的事件中,涉事企业的隐瞒、推诿已为公众所惯见,而监管的疏漏和行动滞后也令人“印象深刻”,人们会从以往事件的各方表现中总结一套“规律”,并会自然地“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企业的补救措施和监管的严密程度。
在此情况下,苛求舆论理性、公众淡定是不切实际的。相反,这种合理的“不淡定”“不理性”,恰恰意味着乳企和监管部门要拿出更大的努力来矫正已形成的“刻板印象”。对于拿着奶粉喂养下一代的中国父母们而言,“99%以上的婴幼儿奶粉抽检合格率”不能平息某一项菌类超标带来的焦虑,“进口不合格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超低检出率”也不能证明问题乳粉出现的合理性。后“三鹿”时代显然对乳制品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跟上”公众,而且要“先于”公众。
比如,就此次肉毒杆菌事件而言,公众就有理由质疑,为何四家涉事的境内进口商没有一家在自检中发现问题,反而是在新西兰方爆出问题后,或“查明部分产品可能受影响”,或“安全隔离个别批次”。出事前没有一家预警,出事后全体公关善后,这已经让所谓的“全面排查”、“出厂记录复查”、“委托国家权威机构检验”善后承诺变得苍白无力。
质检部门同样要面对“新西兰不公布,我们就不设防”的质疑。进口的食品原料出了问题,无论是质检没有检测出来、还是检测出来没有公布,都是“意味深长”的问题。乳制品生产链条长,相应的,管理检测也会面临跨度大、环节复杂的技术性难题,但在现在的食品安全生态和舆论生态下强调这一点,不会被看成解释,只会被当成借口。
坦率说,在三聚氰胺事件后的五年间,不但国内的乳制品行业经历了一次洗牌,质检监管部门也同样经历了一次洗礼,二者其实都有明显成果。但即便如此,每一次的奶粉质量问题仍会引发一场社会恐慌,相关方不妨以此为镜子和鞭策:不要苛求公众“淡定”,舆论理性只能与乳品行业的品质、质检监管的公信同时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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