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烽
近日,有记者随东部某省一厅长深入基层。在与当地群众交流时,这位领导问了“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竟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最后在身边人员的圆场下尴尬收场。该名官员私下向记者坦承,有时见到群众,除了寒暄,真不知该聊些什么。(8月5日《四川日报》)
厅长见群众不知道该聊啥,但群众想必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讲。这些年,从征地拆迁到农业补贴,从就学就业到医疗社保,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维护自身权利鼓与呼。这一点,看看各地信访办门口长龙般的维权大军便可知一二。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呈现逐年增多态势。此种现状下,官员下基层、访民声、纾民怨,原本应该有万千工作可做,怎么就“见群众不知道该聊啥”呢?
见到群众“不知道该聊啥”,该名厅官的情况并非孤例,而其“在机关待得久了”的解释显然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有避重就轻之嫌。因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天生就有与外界、与他者进行沟通交流的需求。事实上,“在机关待得久了”的官员们也并非对谁说话都“结结巴巴”,相反,在与上级、商人、“大师”们往来方面,某些官员的交道不是打的少了,而是太多、太频密了,以致给外界留下瓜田李下的嫌疑,使得中央都不得不一再告诫“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官员在与权势阶层的沟通交流上毫无障碍,为何一面对群众就“不知道该聊啥”了呢?据我的观察,这种“选择性交流障碍”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当下官员与群众共同利益的日渐减少。当后者还在为温饱、维权而挣扎时,前者的注意力却早已转向了如何攫取更多的财富资源、获得更高的权势地位,这就造成了双方难以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有效的交流。本质上,官员见到群众“不知道该聊啥”还是因为双方缺乏基于共同利益的“共同语言”。
除此以外,由于现今社会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依旧是自上而下型的,也就导致了多数时候只是群众有求于官员,官员对群众却毫无所求。这种情况下,除非有来自高层的指令,否则鲜有官员愿意主动蹲下身来与群众唠嗑。长此以往,与民沟通的能力发生退化也便不足为奇了。
不过,如果我们能换个视角,站在维护稳定、纾解民怨的高度,或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当“满腹牢骚”的民众遇到“无话可说”的官员,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吗?用最近外交领域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吵架总比打架好”,如果官民彼此闷声不响,恐怕离暴风雨也就不远了。梳理近些年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最初不都是由于沟通不畅、彼此误解而一步步激化,直至冲突爆发的吗?由此而言,官员“见群众不知道该聊啥”还真不是个小问题。(王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