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腕讨薪”刺痛了制度要害

作者：徐大发

8月8日，为讨要拖欠近4个月的8万多元血汗钱，故城县女工头王敏在开发商的办公室割腕自杀，幸亏及时送医，王敏才捡回了一条命。13日，脱离生命危险后的王敏告诉记者，“能要来血汗钱，把命搭上都值！”王敏的行为被燕赵都市网报道后，故城县主要负责人对此进行批示。（8月17日《燕赵都市报》）

为了区区8万元的欠薪居然不惜自己的性命，女包工头王敏可谓傻到家了！毕竟生命是最珍贵的。然而，王敏选择这样的过激行为一是为手下的农民工生计和自身信誉所迫，二是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目的还在于走“大闹维权”的路数。她的“割腕讨薪”暴露社会恶意欠薪已“猛于虎”了，已“咬伤”了许多民工。

从事件的根源来看，首先在于开发商和承建商的恶意欠薪所致。这些老板真可恶，建筑商却始终以没钱为由，不按照约定支付欠款，还把皮球给踢开发商，两者“合演”老赖戏，把王敏逼向了绝境。按说，老板付薪按照合同办事就不成问题。但这些老板有意欠薪，好腾出资金卖地皮或放款获得高额利息，追求自己暴利最大化，不顾民工的死活，早已失去了道德的血液。

不能指望黑心老板道德自律，其实还靠制度讨薪。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元月22日发布《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解释。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恶意欠薪，“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将被追究刑责。可是实践中，遭遇欠薪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找了清欠办找劳动监察，调解不成找信访办，结果造成了讨薪路漫漫的困境。可见，真正的根源是恶意欠薪罪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制度讨薪成了“一纸空文”。

根据当前的法律设置，劳动者在处理被拖欠薪金的争议中维权途径有以下几种：一是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二是由劳动争议处理机构调解，三是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四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协商和调解是一种较为便捷的途径，周期短，成本低，但由于内置于用人单位的体制内，实际效果往往极为低微。仲裁和诉讼在裁决、判决生效后具有强制执行力，但程序较为繁琐，周期较长，费用较高，对于既缺乏经济基础又缺少相关法律知识的劳动者一方来说，这一途径很艰难而且会维权成本很大，“赢了官司输了钱”几乎是常态。

因此王敏割腕讨薪实在是被逼无奈之下的所为。像她这样的大闹维权现象还有很多。比如“爬塔吊要工钱”，跳楼讨薪等等都是。事件发生后故城县主要领导对此事进行批示，截止到8月8日作为乙方的建筑承包商尚欠王敏清包费用7.8万余元。王敏在开发商办公室割腕讨薪后的当天，建设局协调开发商支付了5万元欠款，余款近日内将一次结清。这进一步证实了特事特办、一闹就灵的神力。但对其他恶意欠薪的老板又该怎样监督其不恶意欠薪呢？王敏虽然“胜利”了，但她的伤害代价太大了。但愿她的割腕讨薪能够刺痛制度要害，对那些恶意欠薪的老板有实质性制衡。（徐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