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职业操守才有媒体公信

　　记者节临近。

　　接连几日,围绕着新快报和这家报纸记者陈永洲的风波,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媒体道德的揶揄段子在民间瞬间流行,不断加剧着中国新闻人的内心憾恨。

　　诚然,案件仍在审理,一切还未尘埃落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媒体责任的体认、对职业操守的反思。这样的一个事件,将一道考题如此沉重地摆到了新闻从业者的面前:我们正处于怎样的历史方位,面临何种时代挑战,担负什么社会期许,又被赋予了哪些使命?我们该如何铸造铁肩,担负起时代的道义?

　　人们最为关切的其实是:转型期的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生存环境,新闻人何以立足、如何自处、怎样作为?当十八大报告将舆论监督与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并列,提升到新的高度,我们的舆论监督生态是否健康,我们的媒体从业者能否当得起这份信任?

　　对任何一个追求文明进步、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可小看。它们客观公正的报道、抑恶扬善的定位,是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是为社会导航的t望哨、雷达监测仪。锋芒锐利的舆论监督,每每刺穿社会的脓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行进在现代化历程中的当代中国,一样对媒体监督的社会功效,有着生动而丰富的揭示。正是记者调查揭开了“孙志刚之死”的谜团,引发全社会反思,推动了收容制度最终废除;正是媒体坚决不为私利所诱、秉持正义良知,“封口费”最终没能封住山西繁峙矿难的真相,也催生了一场新闻行业的清理门户行动;正是财经媒体独立、专业的报道,令基金黑幕大白于公众,迎来了证券基金市场的行业整治;正因有对“被精神病”现象的不断批评监督,推动了“精神卫生法”有关条文对这一现象的关切……对于那些坚持新闻理想、职业操守的媒体和记者编辑来说,这份职责,神圣而崇高;这种奉献,虽九死而不悔。

　　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一方面令媒体的作用日益增大,另一方面也让媒体人“节操失守”的风险增大。允中守直的媒体风骨,时常被无孔不入的名缰利锁绑架。尚不健全的法治精神、市场精神,各种失范、失序、失德的现象,前所未有地考验着新闻人的良知与操守。一些媒体从业者以舆论监督之名,行要挟逐利之实,把媒体平台当成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私器。一些利益集团,千方百计阻挠新闻舆论监督,以各种收买笼络、威逼恐吓甚至是挖设陷阱的手段,试图“摆平”一些意志薄弱的媒体或记者。一些企业在恶性市场竞争中,变相供养记者,污染媒体环境,推促一些传媒机构走向堕落……凡此种种,不仅败坏了媒体声誉,也使舆论监督“污名化”,严重削弱了社会公众对媒体舆论的信任,是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毒药。正如有老新闻工作者指出的,今天的媒体人,本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操守,坚持真理,实在非常重要。

　　100年前,一位著名报人说: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两年前,《世界新闻报》因严重违反新闻操守而遭到同行与公众的“零容忍”,停刊。新快报在为陈永洲鸣冤叫屈的声明中,用到两句古诗:“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如今这两句诗,成了对作虚假报道、行新闻敲诈者的一种反讽。但诗的本意是不错的:新闻界尤须铭记自身使命、恪守职业操守,清理门户、整肃力量。如此,才守得住铁肩道义的媒体风骨,当得起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