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能力的竞争决定大国兴衰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震动了世界,它是全球政治的大事件。这个世界仍很大程度上是大国竞争的世界,而大国兴衰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改革能力。如果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落实,中国的综合实力有可能在10年内达到与美国的同一层级,这将导致全球力量分布格局的历史性改变。

　　改革的概念在全世界都是正面的,但真正有能力发动改革并将其有序坚持下去的国家很少。上世纪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抱着理想主义的书生气发动苏联改革,国家很快全面失控并解体,苏联的失败验证了大国改革的特殊难度。

　　西方国家总体上在享受前人积累的成果,改革的实际意愿不强。奥巴马是把“改变”喊得最响的西方领导人,美国也是西方改革能力最强的国家。中美21世纪的改革竞争不可避免,就改革能力来说,两国各有千秋。

　　中国的改革意愿明显高于美国。三十多年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认为改革没有尽头,它就是社会前进的主要方式。我们永远觉得自己的体制有缺陷,需要完善。而不仅发达国家,连越南、古巴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中国对改革的高度信奉恐怕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

　　美国没有全国性的改革紧迫感。美国人似乎坚信他们的体制没问题,即使有问题顶多做些微调就够了。奥巴马的“改变”更像是口号,并未转化成全社会的真正危机感。他们不像中国人把问题看得很重。从苏联晚期走向衰落开始,美国事实上全球无像样对手,就像“九段棋手”长期同一群“臭棋篓子”下棋,美国的战略进取心被下低了。

　　然而这并非是说美国已是没有改革能力的国家。美国的政府比中国弱,但美国社会的创新能力强。美国市场发达,法律完备,对创新的鼓励和保护都十分强大,这一点还是中国社会比不了的。有人据此认为,把政府和社会改革能力综合起来看,中美的改革资源大体是“平手”。

　　中美体制都不是完美的,今后要看谁能迈出改革的实际步伐。中国建立更公平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必须在调整利益格局上动真格。美国也看到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200年前自由拥枪有道理,当时的移民需要对付野兽和印第安人的攻击,现在持枪都用来打同学和邻居了。还有美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等。

　　中国改革首先依靠各级执政团队的领导力,改革的杠杆比较明确。美国主要靠社会和市场蕴藏的自发改革动力,政府领导力是辅助性的,因而不确定性更多。

　　中国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扩大社会和市场的活力,与美国相比,我们在“补缺”。但从美国一些明确应该办却办不成的事情,比如严格管理枪支等,我们应当同时看到中央权威的可贵。中国改革大概不应仅仅是对社会和市场潜力的释放,而应是创造中央权威同社会市场巨大活力的最佳结合版。

　　我们总体上看好中国在全球改革竞争中的进一步胜出。大国的改革一旦走上轨道就会形成惯性,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既有惯性的基础上又一次战略性发力。而美国社会总体上仍处于冷战胜利的那一波惯性中,他们仍把中国当暴发户看,他们没意识到改革已是中国体制的最大元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一个“苏联式共产主义国家”偶然撞上了大运。

　　西方赢在先发优势,如今懒于应变。中国是后发国家,但后发优势也不是用之不竭的,它需要不断续力并且升级。中国改革的确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