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拆大建式造城运动该叫停了

　　无独有偶,一个多月前,昆明的大拆大建模式受到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批评。归结起来,这种大拆大建式造城运动破坏了城市的“文脉”,将城市化沦为单一的“大城市化”和城市蔓延,结果导致城市“水泥森林”在迅速崛起的同时,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房价飞涨以及文物破坏、贫富分化、官员贪腐等“城市病”,也迅速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恶性传染。

　　季建业等主政者之所以敢于力排众议搞这种大拆大建式的造城运动,就在于这么做能给他们带来多方面好处:一者能迅速让包括GDP等在内的各项关键考核指标迅速飘红,二者可以让高楼大厦、广场地标等城市新景观、新面貌,吸引上级眼球,三者大量工程项目可以给自己和其他官员们带来更多更大的权力寻租机会。

　　大拆大建虽然带来政绩指标短期飘红,但往往付出文化戕害、传统灭失等隐性社会代价和成本,还有土地迅速被消费甚至浪费殆尽、环境被严重污染等透支子孙的代际成本。大拆大建中的腐败蔓延,更是在严重侵害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让地方个别得力干部自受其害。

　　大拆大建这种造城模式既然饱受诟病,为何还能大肆横行?主要原因就在于城市领导者们手中权力过大,未能得到全面及时有力的约束和监督。

　　城市的发展本来应该至少有三个遵循:一要遵循宪法和法律,二要遵循市场法则、自然演化等规律,三要遵循城市规划。前两者通常落实到最后一项即城市规划之中,城市规划实则就是城市发展的“宪法”。城市规划不仅要体现专业化要求,充分反映学者的科学成果和中肯建议,更应充分体现城市公众的主流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好规划,其生命力就在于保持长期稳定有效和得到不折不扣的遵守。

　　然而,在国内一些地方,手握重权的领导者热衷于染指甚至主导城市规划,许多时候要么是规划不敌首长“计划”,要么是首长干脆自作规划,“一任一规划”、“一官一规划”的现象也不是新闻。公众参与和监督的弱化甚至缺位,行政权的不断集中和膨胀,尤其是主要首长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和监督,于是大拆大建式的造城运动自然就能畅通无阻。

　　季建业倒下了,人们在欢迎中央决定的同时,更应该反思并呼吁:大拆大建式造城运动,更应该倒下了!